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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艳坎坷的知青路

                           广州姑娘

           李艳坎坷的知青路

            作者 程福荣

    时间过的很快,快的我回国时连一句中文也不会听到学会讲;快到我还来不及回味快乐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转下眼我就脱下了少年的衣装。1973年冬,我中学毕业后没有再念高中,于是放下书包从朦胧中迈出校园,从此走向人生艰难曲折的新征途。毕业那一年,正值是农场改编兵团后的第四年,在三个月等待分配工作中,我一直期待自己千万别分配和父母一个单位,我被父母束缚了整整十六年,已经听烦了长辈们无休止的唠叨,现在很想过上不受家庭约束的自由生活。不过,我还是很希望能把我分配到离家里较近的连队,可事与愿违,所有离团部较近的连队,这些名额其实早就被团部里面的高干子弟占据了,有句话是这样说的;“老子英雄儿好汉”那个年代,这句话在现实中成了事实。后来我还是被分配到一个离家很远、一个非常偏僻的连队工作。那里的年轻人很多,整个连队充满浓郁的青春气息,在那里,我闷闷不乐地心境很快被感染了,这里就像一台缓冲器,一下子把所有囤积在我心中的一切烦脑,像一团气体消失在空气中。10月13日,我和一个与我同名叫阿荣的归侨子弟被分在同一间宿舍里,一幢只有四间、每间只有九平米低矮的平房,虽然简陋,但很崭新,它仿佛和我一样,即将掀开未来新的一页。
    这个连队离团部有十八里地,这里有一片一望无际的沃土,有一片片望无天日的橡胶园,也许土地多,因此历年被分配到这里的知青和回乡知青特别多,十五连是全团各连队中人口最多的一个,很遗憾,这里只有一户印尼归侨,我和叫阿荣的归侨很快成了这家人的常客。兵团时的生活很艰苦,所幸文化娱乐就像一台丰盛晚餐,五味俱全。那时,我每天最喜欢的是夕阳的到来,一天的时间里只有黄昏,才能享受天边出现艳丽夺目的金光晚晖,也因为只有这个时候,一天的疲惫才可得以松懈。记得每天晚餐过后,挂在连队办公室屋檐上的喇叭,开始传来了东方红的歌曲。团部广播开始了,播音员嚷着豪言壮语,报道团里面的简要新闻,新闻很短,每天的内容几乎是农业学大寨和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其余的时间里,要么播放几段革命样板戏里的插曲,要么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团部播音员的豪言壮语,已经我和很多知青感到麻木,但我们也及不可待等着另一个声音的出现。团里广播结束后,预味着连队的广播开始了。连里的广播能让我听的津津有味,我喜欢广播里传来国语和粤语都讲得非常标准和动听的女中音,她没有豪言壮语般的语气,播出的新闻大多是连队的一些新鲜事,内容不仅接地气,还能让人感到亲切又非常鼓舞人心,播音员甜美的声音毫不逊色于团里的播音员。时间过的飞快,在越来越多的当地知青像我一样被分配到各个连队的同时,另一群从城里来的知青,也一个接一个地离开这里了。这群人在这片热土上经历了几年的磨炼后,他们的身影渐渐变得越来越少,不过连队里的广播喇叭,每天傍晚仍然传出那个亲切又甜美的女中音。

   我喜欢在夜色降临时,坐在宿舍门前的榕树下吹着心爱的口琴,我能挥洒自如、炉火纯青地演绎一首首动听的曲子,特别是白毛女那首“红头绳”,动听的曲子、口琴清亮的音色、抒情的旋律能让人感受到一种扰伤情感,让人有一种惹愁绪、浓浓悠思催泪下的感觉。这首曲子我还曾在初中毕业、学校举行的文艺晚会上荣获过一等奖。记得那一天,当我吹奏完这首曲子时,突然响起了一阵清脆的掌声。“你吹得太好听了!”这是一个非常熟悉和甜美的女中音在我身后说道。我猛地回过头,一位体态轻盈、眉清目秀、温文尔雅的女青年已站在我的面前。我羞涩涩的低下头,整个脸一下红到脖子上。

“我是广州知青,叫李艳。”她自我介绍说:“你也别害羞,现在连里的文艺队需要注入新鲜血液,急需挑选像你这样有文艺细胞的新队员,你愿意参加吗?”
“可是我不会跳舞啊。”她的突然决定让我说话时的声音变的有些颤抖。
“没关系,我会教你。”她笑着说:“那就这样定了,欢迎你加入我们连里的文艺宣传队。” 其实我并没有答应她的请求,可是她却把我的沉默当成默认了。就这样,我成了连里文艺队新添的一名新队员。我加入了连里文艺队后并没让我参加舞蹈排练,我和另一个一起入队的新队员去担任由她自编的一个节目。“相声”对我来说既陌生又新奇,我愿意去尝试但又怕演的不好,心里忐忑不安,压力山大。李艳洞察力很強,于是从那一天起,每到广播结束后她会来到我的宿舍,她首先教我如何用心灵去理解“相声”里的每一句词句,从教我如何吐字,如何用肢体语言去演绎,如何去应对和化解对舞台上胆怯的心情。很快我就学会和撑握这个节目的一些技巧了。我的搭档叫李锡林,是我的校友,不仅一起走出校门,又一道分配在一个连队。锡林长得有点肥伴,平时说话幽默滑稽,是一个天生能说会道的人。因此,在往后的演出里,我们的“相声”表现的淋漓尽致,台下一片欢声笑语。

   兵团时期的娛乐生活至今给当年曾经历过的人们仍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当年不仅师部、团部有蓝球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每个连里也有自己的文艺团队。不同的是团里是“专业”的,连里是“业余”的。我们喜欢称自已叫“游击队”把团里的称谓“八路军”。团部宣传队是不用上山劳动,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排练,几乎每天都要到各连队去巡演,偶尔还会到其他团去汇演。他们都很高傲,觉得自己的一切都是完美和精彩的,而我们每天只能在劳作了一天后,才能利用晚间作息时排练自创自演的节目,虽然比不上团里的完美,但我们每次到周边的连队和附近的乡村演出时会感觉自己很完美,虽然每次演出回到连队时夜已深沉,虽然很累,但每个队员心里都是其乐融融。

   李艳身姿曼妙、朗目疏眉,她不仅能歌善舞,还可以自编自导和自演节目。据说从六九年至七三年四年的兵团生涯里,连里的文艺队在她的率领下每一回在团里举行文艺汇演活动中都能荣获一等奖。能获得如此优越的成绩,都是我还没工作前的事情。这个叫李艳的女知青真的如传说中那么优秀吗?居然这么一个才艺双全的人才怎么团里的文艺队却没有她的一席之地?带着疑问和好奇,我悄悄通过名叫余向阳的同组恵州知青,希望通过他去帮我解开这些答案。早在农垦刚改建为兵团后的第二年,在一次团部举行的各连文艺汇演中,李艳出色的舞姿就被师领导看中并很快被抽调到师部宣传队,可是好景不长,半年后她又回到原来的连队。余向阳的讲述让我百思莫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成分不好”余向阳为李艳的遭遇很是打包不平。我终于明白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命运完全取决于个人成份,倘若根不正苗不红,再有才华的人也只有像厨窗里的摆设品,让人欣赏而不能品尝。原来李艳家景成份是资本家,她成了特殊年代和特定环境里的牺牲品!我不知道她当年内心受到如此创伤会是怎样的感受,我只知道当我被分配到这个连队后,她是全连几十头牛的饲养员。连队后勤班五花八门的活儿都不算繁重,只有一些年老体弱人员才有资格受此待遇,我们的指导员是个文艺迷,所以他很重视连里的娱乐活动,李艳这几年为连队增添不少荣誉,这是尽人皆知有目共睹的事实,指导员是个爱才好士,却又无能为力。最后李艳能分到后勤组也许是指导员和连队的领导层唯一能赐予李艳的一个奖赏,又或许是一种安慰。
   我来到这个离团部偏远的连队已经第三年了,冬去春来,调到场里做干部、当老师和返城的知青一个接一个离开了艰苦的生产队,从城里来的知青已经越来越少。生产队里的广播喇叭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有再听到熟悉和让人感到亲切的女中音了,她的声音;我想永远都不会在这一片幽静的夜空里回荡了……时光钟在无声无息地改变周围的一切。生产队的幼师换了一个又一个,李艳,这么一个才艺双全的优秀人材却一点也没留给她的余地。尽管如此,她坚强的仍然和过去一样,在后勤班里做着最低层的工作。不久,指导员调走了,她连放牛的资格都被取消了,每天扛着锄头默默无闻地和那些老弱病残的老职工一起朝迎旭日升,一同暮送夕阳下。
   1974年10月,兵团体制被农场取缔了,兵团改回农场后,生产队的文化娱乐生活犹如艳丽的花儿凋谢了,文艺队也渐渐自生自灭了,人们仿佛又回到从前。兵团解散后的娱乐生活一落千丈,那些枯燥的日子让人变得无精打采,
幸亏每当夜色降临时李艳会来到我的宿舍,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动听。很多时她都喜欢静静地听我吹口琴,那些年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老是让我吹奏那首白毛女的曲子,那时我刚滿十七岁,单纯的思维和幼稚的举措根本就不懂得她的内心世界,不慬得她内在的苦楚。她为什么老是要我吹那首曲子?N年后我才明白,原来她对那些年遇上过的坎坷,只想通过我的琴声、通过那清亮的音色、通过抒情的旋律去释放、去排解,去缓冲历史给她带来的磨难和痛苦。那些年,我从李艳那里学会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学会碰到挫折时如何坚强去面对去克服。

   记得我每次回家,背上的包里都装满了一个星期脏兮兮的衣服,姐姐和妈妈会把它洗的干净干净,为这事,她们少不了被大哥一番指责。大哥指责我的娇纵都是她们酿成的,大哥还说我嘴上都长毛了怎么到现在生活还不能自理。大哥的话言之有理,我确实是让她们给娇纵惯了。1975年1月,家里兄弟姐妹终于筹钱为我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从此我不再为每星期的休息日像往常那样烦恼了,也不用徒步两个多小时才能回到父母身边了。我最近的一些变化让家里人觉得有些惊奇,姐姐对母亲私下轻轻私语,说我现在每次回家都是一身轻装,可能真的长大了,成熟了,可以生活自理啦。我确实已经学会了自理,床上的被子叠的整整齐齐,衣服也洗的干干净净。

日月如梭如白驹过隙,转眼间76年春节快到了,每年这个时候,队里的知青们都获得探亲假,我猜想这是他们一年中应该是最兴奋、最激动的时刻。仅仅几天的功夫,从城里来的知青,几乎已经在生产队里找不到他们的身影。虽然马上要过年了,但我总感觉生产队一下变得很冷静,感觉好像又回到六十年代初期。如果有一天,城里的知青都离开了,再也不回来了,我想农场的气氛也许会一落千丈。

年二十九到了,清晨的太阳从窗户直射进我的宿舍,要过年了,连太阳都那么开心,那么温暖。生产队开始杀猪宰牛了,队里的广播一遍又一遍呼喊着大家上操场里领取年货。

“快起床啦”我们一起到操场领过年的“礼品”吧”。李艳的沙哑声突然出现在我的窗前,她没有进来。她的出现让我很纳闷;快过年了,她怎么不回省城探亲?

    操场的地上摆放一份份分好的大蒜,还有猪肉和牛肉,除此外还有红薯。哪里难得一见的热闹,人们欢声笑语。李艳很快被热心的老职工围在中间,他们七嘴八舌,有的说你今年怎么又不回去探亲,有的说你就到我们家过年吧。我觉得很好奇,她为什么两年都不回去探亲。

晚霞最让人陶醉,遗憾只有短短的一瞬间,入夜后生产队的四周变得一片漆黑,幸亏满天闪烁的星空和榕树上不知名的各种昆虫开始不停的吟唱,这种情境仿佛露天舞台上的乐队,在五颜六色的光耀下交织成一首无比美妙的乐曲。自从生产队的广播和文艺队取消后,李艳已经很少和往常一样来我的宿舍了,今晚她的到访,我有些惊讶。“你今年又不回去探亲啊”,老职工上午在操场说的话又在我耳边里回荡,所有知青都回家探亲了,我很想找出她为什么不回家的原因所在,于是带着疑问对她说:“艳姐,你怎么不回家过年”?你一个人在这里过年,不觉得孤独和冷清吗?

“家”,她回复我后沉思了一会:“这里就是我的家啊!”她苦笑地说道。我被她说的这句话给弄糊涂了,但接下来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也许是不想让我对她刚才说的话感到莫名其妙,她看了一眼我充满疑虑的眼神,接着说:“今年我就不打算探亲啦。”她的语气很坚决。

“要不这样好吗”我思索了一会:“你干脆就到我家和我们一起过年吧。”为了打消她的顾虑,我告诉她我的三嫂也是广州知青,我还有几个姐姐年龄和她相仿,要是来我家过年,一定会像回到自己家一样感到温馨和快乐。

“之前我听说过有一位广州女知青嫁给了归侨知青,原来是你的嫂子啊,”李艳说完笑了,同时脸上露出了惊喜。我看的出她的笑容是打内心里发出的,全然没有之前那样挂在脸上那种苦笑的表情。

“好吧!”她最后说:“这个年我就在你家过了。”她回答的很干脆。

     除夕那天,我的家人特别是当知青的三嫂,都为李艳的到来感到无比高兴,家人的热情、温馨和欢乐气氛很快感染了她。夜色渐渐变暗淡了,我们家的小厨房也开始变得热闹喧哗。妈妈和姐姐都在聚精会神学习李艳和嫂子传授广州人包油炸角的技巧,俩位来自广州的女知青同样全神关注学习母亲和姐姐们做的印尼糕点…。记得那年除夕夜的鞭炮特别响亮,炮竹声久久在充满温馨与快乐的夜色中回荡。团圆饭过后,我和几个哥哥吹起了口琴,我们一起吹奏印尼民曲“星星索”。也许是李艳第一次听到这么动听优雅的曲子,她很有兴趣跟着姐姐们的步法跳起了印尼舞蹈,很快,她那轻盈优美的舞姿博得全家人的掌声喝采夜已经深沉了,但我们家小厨房里仍然还亮着微弱的煤油灯,煤油灯被厨房土墙缝隙外的寒风,吹拂的摇摇曳曳。妈妈和姐姐还有我的广州嫂子,大家围在李艳身边,开始聊起家常。从那时起,我才真正了解到李艳的悲惨身世,她的祖籍在湖北武汉,解放前父亲是资本家,到了文革后父亲被造反派斗的死去活来,至今还在监狱里接受改造,她六八年就读广东华侨中学,同年十一月,初中还沒毕业就和千千万万的年轻人踏上了上山下乡的艰难征途。李艳的一段话让我的母亲和姐姐心酸泪下。她说在广州,除了牢房里的父亲,再也没什么亲人了,所以下乡六年来只回过两次广州,其余都是在生产队里一个人冷清度过。

“阿艳,你不要难过,往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你就是我的女儿,他(她)们就是你的兄弟姐妹。”我的母亲一边抹去眼睛里流下的泪水一边安慰她说道。李艳接过姐姐递给她的纸巾,轻轻擦着淌留在她眼帘里的泪珠。

     艰苦的岁月早已让知青们心身疲惫不堪,对于他们起初在心中的满腔热血,随着茫然无措的前路和日复一日繁重劳作,那些曾发誓要永远扎根在边彊的雄心壮志和远大理想已被拆解的七零八落了,最后像一缕缕青烟消失的无影无踪。但这些似乎都没有影响李艳积极工作的态度,她还是和以往䣁样,除了不再担当队里的业余播音员,生产队宣传栏里的报道文章,她还是一篇篇交到支部书记手里。在她的推荐下,我开始接过已经回城的那个知青手中的画笔,从此,宣传栏的主人换上了新的面孔。记得也是在那一年,我还接过另一个知青手里交给我那把已经有些锈迹斑斑的理发工具,从那一天起,我承担起在学校参加雷锋小组时所学到的理发手艺,做起了为生产队的大人和儿童们剃头理发的义工。

    1977年,和我一起分配来的校友和返城的知青一样,一个接一个离开艰苦的生产队,他们有的被调到场里的医院、学校、车队和修配厂,我的相声搭档也当兵去了。他们的离去掀起了我心中的涟漪,我开始变得烦躁和焦虑不安了。

   农场电影队制作幻灯片的那个知青回城了,场里近期需招聘会绘画的放影员,让我感到兴奋的是支部书记的那番话,他说近日收到场里向各生产队发来的通知,场电影队急需招一名懂得绘画的人材。你是最佳人选,队领导决定向场部推荐,耐心等待好消息吧!几天来,我仿佛度日如年,正如俗话里的那句话;“希望越大,失望就会越大。”最后幸运的绣球还是抛向一个不懂得画画的那个女校友身上。“不是说要招会画画的人吗?”这件事让不少人为我打抱不平。真没想到我的人生经途竟然会遭遇如此不公。不久,场部理发室招工了,而我又一次与幸运擦肩而过。我从极度兴奋到黯然神伤,最后变得缠绵悱恻。我的命运,似乎和李艳的命运一样,那些年,人们都生活在这种极其不公的漩涡里,不少成分不好的人都在灰心丧气与萎靡不振中挣扎。希望和奢望,就像分清楚理想和幻想一样,前者可以被自己的努力去改变,但是,在那个以政治统率一切的年代里,仍然有你不能改变的客观事实。成分不好、苗子不正,你的才华和一切努力都是浮云。

   我没有像以前那样吹口琴了,终日抑郁寡欢。李艳和往常一样,只要有空都会来到我宿舍,她耐心开导和鼓励我如何学会坚强和面对现实。我常常会把她的命运和我对比,相比之下,我的坎坷和遭遇又算什么!时势的不公,我对李艳将来的命运感到忧心,遗憾的是那些年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去安慰她。那一年是我人生在磨练与困惑、复杂和矛盾中伴随着风雨中度过。幸亏是她的行动感染了我,在她的人生世界观里;或许苦难才是推动前进道路的催化剂。苦难不仅仅是一本启智的经书,又是一位深沉的哲人。只有经历过苦难的人,才会懂得如何去雕琢人生那绚丽的风景。那些年是她的行为感染了我,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不经过挫折,怎知道路之坎坷。不经过磨练,怎知意志之坚强。人生道路只有在风和雨的交锋中,才知道苦难其实是一种精神财富。人生,倘若不能战胜痛苦,便被痛苦征服。

   一九七七年,知青回城风潮己濒临尾声,同年,我的室友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出国梦。不久李艳也离开与她相伴整整八年的生产队,可她并没有离开农场,也不是调到场直属机关。

    一个新名词在农场油然而生了,一个直径三十米宽、被决策者们命名为“群英池”的大井,从那一天起成了全场职工日夜奋战的战场。工地里的广播站又响起我们熟悉和亲切的女中音,李艳成了工地上的播音员,那里是她新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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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闻名南华农场的巨大工程,直径三十米的“群英池”

 

    室友走了,李艳走了,我工作中的苦恼,命运中所遭遇的挫折,已经找不到诉说的对象,那些日子,我的情绪跌落到了极点。很长一段时间,仿佛觉得整个人一下被吹坠进万丈深渊。记得“群英池”施工后,每个月我们都有两次机会被场里派来的卡车送到李艳工作的地方。

    知青就像舞台上的演员,他们在鼓乐齐鸣里拉开序幕,从衰乐声声中走下舞台。曲尽人散后,带着残留在这些喜乐悲衰的所有记忆,走向未知的人生旅途。一九七八年以后,生产队的蓝球场、水库里、屋檐下,已经再也见不到他们的身影了。高大榕树下,满地残枝落叶代替了昔日排练时那种紧张而又陶醉的场面,一切,从车水马龙昔日夸,变得门可罗雀今朝愁。随着时光向前推移,随着中越战争爆发,“血染的风采”,“最可爱的人”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和思维中的话题,新鲜事物的掘起,从而取代了“知识青年”和“上山下乡运动”。一首“十五的月亮”家喻户晓,唱遍祖国山河。“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这个在六十年代未最响亮的音符,最终在人走茶凉寒刺骨,曲终人散夜未央中消失了。 

    屈指可数仍留在农场的知青,很难想象他们是如何在悲哀、痛苦和茫然若失中苦苦挣扎,他们是多么期待在极度焦虑和困惑中出现柳暗花明。李艳离开生产队两年多了,刚开始还会常回来看看大家,随着队里的知青全都回城了,生产队里从此再也见不到她的身影。一九七八年“群英池”的上空,依旧从工地办公茅棚上挂着的广播喇叭里传出已经变得沙哑的女中音。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了历经磨难和身心疲惫的李艳,也是最后一次听到从广播喇叭里传来那疲惫的沙哑声,从沙哑声中;我仿佛听到了世道对她不公的发泄,听到命运对她残酷无情的呐喊。

    一九八0年,一首“春天的故事”优美和振奋人心的歌曲终于在祖国神州大地上唱响,中国开启了当代历史新时期,同时掀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社会主义市场和计划经济发生了历史性转变 如何使自己尽快地摆脱贫困和落后,这是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深圳,成为了打开国门的一个窗口,特区成立后不久,我和很多年轻人一样,离开了荒芜贫穷的农场。那一年,李艳终于带着十年心力交瘁的身驱也离开了农场。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随着年岁的逐渐增长,我对过往不可复制的艰辛往事,渐渐变得越来越淡忘了。光阴似箭、岁月如流,不知不觉四十多年过去了。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艰苦拼搏,“命运”早已经为我铺垫好一条温馨,幸福之路。

    2007年11月8日,我突然被同城队友,叫余向阳的惠州老知青打给我的电话,让我已经平复多年的心境,瞬时掀起层层浪涛。“李艳”这个熟悉的名字,却让我整夜难眠。她不是移民美国了吗?怎么现在又回来广州定居?而且已经生活不能自理?我走向窗台,倚在窗前凝视着远方,心中百思不解。我很快答应了老余的请求,第二天一早驾车与他一同前往广州,参加在李艳家由她举行的小型本队老知青小聚活动。一路上,老余讲述了李艳回城后的一些情况。

    一九八0年后,体制外出现了民营企业家,李艳赶上了改革开放的第一趟列车,她回城后不久,看到了民间创业的好时机,她知道做生意,首先学会如何做人,学会社会各种礼仪和如何交际,她知道人品,诚信,在人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她凭借自己的聪明智慧,很快就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她创办纸箱厂,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从初始的小型小厂渐渐发展成大型企业,就在她事业如日中天之时选择了远走他乡,她从美国塞班岛又耒到泰国创业。后来李艳不幸患了脑溢血,中风后,一个天生聪明快乐,能歌善舞的人,从此将坐在轮椅渡过人生,李艳是个不幸而又坚强的人。

“月是故乡圆”李艳夫妇选择了回到故乡广州,因为哪里有他们的同学,有一群把热血挥洒在一片红土的老战友。

     十一月九日上午九点多,我终于在广州猎德村见到了离别二十多年的李艳姐。“你…是…谁?”她坐在轮椅上抬起头艰难颤抖对我问道,由于发音不清,她知道我一定没有听清楚,于是又一次艰难重复说道:“你…是…谁?”。李艳已经完全认不出我了。

   “李艳姐,您还记得一个叫阿荣的人吗?”我弯下腰,双眼含着热泪贴近她耳边说道:“我就是当年您老是让我用口琴吹奏白毛女那首曲子的阿荣弟弟啊。”我的手被她抓得越来越紧了,她的眼睛里闪烁的泪光,她终于认出我了。我强忍着泪水,痛苦地抬起头。我挣开了李艳紧紧握住我的双手,以上洗手间为借口,离开了已经变得热闹非凡的大厅。在洗手间里,我拼命用清水冲刷着不断涌出的泪水,我想了很多很多,想到了当年连队里的广播,想起了那个让人感到亲切的女中音,想起了那一年她和我家人一起欢度新年的情境,想起了她阿娜多姿的优美舞蹈…。现在的李艳已经没有在兵团时那样风采照人了,虽然她从企业家又回到平凡人,如今日子过得平平谈谈。但在我眼里;她仍然和几十年前一样,从她坚毅的脸上永远流露一片灿烂笑容。命运似乎对她很不公平,但幸福对她来说不需要像大海那样轰轰烈烈,也不需像泉水那样沉寂无闻,她只需它像清澈的小溪,虽然是涓涓细流,足以让心血流畅。

   李艳姐不知不觉离开我们两年多了,她的离逝让我感到悲痛,每当听到知青这两个字,我都会想起她,想起艰苦的知青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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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艳姐;我会永远怀念你!

                     2019年3月10日作于深圳

 

Posted @ 2019/3/10 22:42:39  阅读( 667)  评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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