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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侨友网 > 最新文章 > 赤道人忆旧::父亲坎坷的一生

      父亲黄振茂,书名黄诗群,生于一九零五年农历二月初二。 父亲幼年时在坤甸振强学校读书,小学毕业后到厦门集美学校升学,中学还没毕业就回坤甸帮爷爷打理商业。上个世纪 30 年代初,爷爷生意败落,父亲便到同乡黄业纯的“合丰兄弟有限公司”属 下的“广顺木材厂”当职工,工资很低,仅够维持生活。父亲经常被派去卡江上游(当地人称“头顶”)采购木材和其他土特产, 有时还要随船押运货物到爪哇、新加坡等外岛,在家的时间很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占领坤甸,我们举家逃难到乡下, 父亲才常在家里。战乱中的“天伦之乐”,让我们体会到父亲的 关爱和温暖;他和母亲一样慈祥和蔼,一样痛爱和呵护我们。白天,我们常跟父亲划着小独木舟到马来人的甘榜(村落)和达雅人的 寨子买山货,或在屋后的荒地上开荒种木薯、苞米等。晚上,母 亲在油灯下缝补衣服,父亲坐在床沿给我们讲故事。他既讲三国、 水浒、薛仁贵征东,又讲《一千零一夜》的阿里巴巴。有时还津 津有味地讲他到“头顶”和爪哇等地的奇遇轶事,我们都听得很 入神。
       父亲为人忠厚老实,与世无争,但他命运多舛,一生坎坷, 屡遇险境。日本侵略军占领坤甸初期,一次,他去市内购物,途 中被日军抓去“勤劳奉士”——修机场。在押送去机场的路上, 他趁夜色昏暗,押送的“兵补”(印尼伪军士兵)警戒松懈的片刻 , 同几位被抓的华人潜逃到茂密的丛林里,在荒山僻野躲藏了两天 才回家,避过了劫难。当年很多被抓去“勤劳奉士”的人,不是 在修完机场后,被活埋在附近的万人坑,便是被送去缅甸修公路, 死于异国他乡。 又有一次,父亲到坤甸探望朋友,刚下轮渡,便见码头一群 人在看日军张贴的通缉令,他上前一看,不禁冒出一身冷汗。通 缉令大字写着:“通缉敌谍黄诗群”。那位在码头等候的朋友, 二话没说拉着他便走。父亲一向与世无争,为人低调,从未参与 政治活动,如何又成为日军的“敌谍”呢?原来他当年在厦门集美学校的一位同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国民党军队,前不久被盟军派来太平洋战区,在空投新加坡时被日军俘获,此人供出准备来坤甸找黄诗群开展抗日活动。因此,父亲便成了日本占领军 通缉的“敌谍”。好在“黄诗群”是父亲回国读书时用的“书名”。 他的出生纸、居民证用的都是“黄振茂”之名;在坤甸,除了同 乡和旧日同学,知道“黄诗群”是父亲的人不多。日军难于追踪 到“黄诗群”的下落,父亲又逃过了一劫。
       二战结束后,我们家复员回到坤甸,父亲原来工作的工厂在 日军南侵时毁于荷兰殖民当局的焦土政策,父亲失业了,我们家 境极其困难。这时,父亲一位陈姓朋友经营贸易生意开始发迹, 他要父亲帮他押运货船去印尼独立军控制区,那里物资匮乏,可 以攒大钱。头两次还算顺利,老板赚了不少钱,父亲也分到了一 些红利。但以后几次就不那么顺风顺水了,还险些赔了老命。一次, 他从苏门答腊岛押运货物回坤甸,途中遭遇大风巨浪,小机帆船 倾覆沉没,他和船员抓住海面漂浮的木头,在海上漂游了几个钟头, 才在一处荒无人烟的小岛登岸;第二天,幸好遇到一艘大货轮经 过这里,才获救回到坤甸。
       1946 年 5 月,父亲押送一批粮食和日用品到南加里曼丹的红 白区(印尼独立军控制区),因是小机帆船,不敢走大海,便沿着海岸边行驶,快到目的地时遇海水退潮,船老大一时疏忽导致船体搁浅。此时,从岸上冲来一股游击队,不由分说连船带货全 部没收,并诬称父亲等人为荷兰间谍,将他们五花大绑投入地牢。 在 3 个多月囚禁期间,父亲等人每天被迫在烈日下参加修建防御工事等重劳动;中午太阳最毒辣的时候,在印尼国旗下罚站一小时, 诵念印尼“独立宣言”,以示拥护和效忠印尼共和国政府。
       直到当年 8 月 17 日,印尼共和国政府庆祝独立一周年,由总统颁布特赦令,赦免那些查无实据的“嫌疑犯”,父亲一行人才恢复自由。之后,荷兰政府派船到公海接回这些被赦免的人回巴城(雅加达)。父亲此时已一无所有,幸好碰到一位好心的老同学,出资租了一艘机帆船,要父亲去新加坡做一趟买卖。父亲满怀信心地押着一批货物到新加坡。似乎他命中注定没有发财的缘分。船到新加坡港口正好是夜间,停泊在内海等待明天进港的信号,没想到深夜轮机舱突然起火,父亲和船员弃船逃生泅水上岸。 幸好他在新加坡有不少熟人,由一位老朋友资助买了一张船票,才平安回到坤甸。
       父亲为人乐观,性格开朗豁达,他并不因屡遭挫折而心灰意冷。他待人诚恳,忠厚老实,讲仁义守信用,平时也乐于助人,信誉佳,人缘好,每当他身陷逆境时,总有人向他伸出相助之手。 他遭难回来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做藤席生意的同乡潘赐宝上门找他,说:“我做的小生理,赚钱不多,但只要我有口饭吃, 就不会饿着你一家人!”潘赐宝的妻子郭氏是庵埠郭垄人,和我母亲是同乡,两人幼年时曾结为金兰姐妹,我们叫她“郭垄姨”。 潘赐宝做的是小本生意,没开店铺,只在住家门口挂着块招牌—— “潘赐宝经营马辰席”。潘赐宝识字不多,又不会讲印尼活,父亲便成了他的好帮手。直到 1951 年以后,父亲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每晚还要到他家里帮他结账和处理信函。父亲和潘赐宝情 同手足。1956 年,当他决意回国时,潘赐宝几次到我们家里,痛哭流涕恳求父亲留下,依依不舍之情难于言表。
       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期,我和大哥相继回国,父亲也时来运转, 经朋友的介绍,在经营坤甸木的“森丰木材公司”任职。老板朱两客是当地爱国侨商,为人正直慷慨,一向热心公益事业,1955 年曾被侨社推举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和旅游。由于父亲为人诚实厚道,二战前又在木材厂工作过,有经营木材的经验,深得朱老板的赏识和信任,获得较优厚的薪酬。1953 年,朱老板预支一笔钱, 帮父亲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木屋,我们家才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家里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提高。母亲晚年时对我说,她和父亲结婚 几十年,那几年是家里生活最好、最有安全感的时日。但这个时候, 父亲却不顾亲友的劝阻,义无反顾地决定举家回国定居。
       父亲为什么要放弃舒适安定的生活而回国,究其原因是:一、 落叶归根的思想。那个年代的华侨不把侨居国当为自己的家园, 而是谋生的地方,一旦在海外有些积蓄,便千方百计把子女送回国内读书,自己随后也回乡定居。二、印尼独立后掀起了排华反华浪潮,对华人经商活动、居住生活等作了很多限制,华侨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印尼已不再是华人安居的乐土。三、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国内开展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一个强盛富裕的祖国对海外华侨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父亲爱我们这个国家。四、早期回国的子女都有了工作或在读大学, 特别是大哥和我、三弟都在地方或部队工作。他回国定居,即使没找到工作,生活还是有保障的。因此,父亲在 1956 年夏怀着落叶归根的信念,毅然决然举家回国定居。
       父亲举家大小 8 人回到广州后,暂住于东山区省人民银行宿舍。他已年过半百,又无一技之长,在广州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 便申请去广州郊区黄陂华侨农场定居。这个农场是广东省侨务委员会牵头,由 13 户印尼归侨集资创办的,初期拥有 200 亩地和几头耕牛、农具。父亲和先期回国的大伯父在农场建了一套土坯砖木结构的联体木屋,每家约 120 平方米。当年秋后搬入农场居住。
       此前,五弟勇聪已赴北京读高中,二妹佩珍、六弟绍聪、三妹绍珍也在广州华侨小学读书,都是住校生。随父母到华侨农场居住 的是刚满三岁的四妹瑛珍和还在襁褓中的小妹坤珍。
       黄陂华侨农场离广州市区十余公里,位于广汕公路边,交通方便。初创时,省侨委会派来一位科级干部协助创业。这十几户归侨在印尼均未种过水田。初始,农场以种植菠萝、香蕉、荔枝、 橙子等为主,劳动强度不是很大。父亲在印尼虽未从事过农业劳动, 但到广州近郊的农场定居,却是当时很多经济实力不强的归侨的理想选项。父亲到农场后来信对我说,国内的生活虽比印尼艰苦, 但平静安定,他现在是“日出而耕,日落而息”,无忧无愁,不似在印尼整天生活在提心吊胆的政治环境中。他认为回国这条路是走对的。
父亲是随遇而安。他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大哥和我、三弟都是国家干部、四弟中专即将毕业,大妹也在北京读大学。子女有出息,又能孝敬父母,这是为人父母最感欣慰的事。每到星期六下午,大哥都带着在市内读书的弟妹回家,一家人团聚其乐融融。父亲农闲时常到广州探亲访友,同回国定居的“坤甸人”  一起喝茶聊天,虽在“异乡”广州,他并不感到孤独寂寞。
       1957 年 7 月 10 日,在父亲举家回国定居的第二年,我从部队回家探亲,这是我离家 8 年后第一次回家。那天上午 9 点,班车还没到站,只见父亲和弟妹们已在那里翘首以待;母亲在家里煮好汤圆等候我回来。吃过象征家人团圆的红糖汤圆后,父亲兴致冲冲地叫人去生产队买荔枝。一会儿,他刚认识的农友保叔和 几位农民便送来一大箩糯米滋荔枝,父亲用客家话同他们交谈, 气氛亲切热烈,似是相交多年的老朋友,农友们都叫他黄伯。第二天,父亲又带我去广州看望亲戚朋友,逛“南方大厦”、文化公园,在沙河饭店吃“炒粿条”。他精神矍铄,心情愉悦,国内生活虽较为艰苦,他又不会讲广州话,生活有很多不便之处。但他对回国后的起居生活还是满意的。
       第二次回家探亲是 1959 年夏,此时已是公社化的第二年,全国正在大跃进。华侨农场的田园、耕牛、农具在“公社化”中归生产队所有,原来吃国家粮的归侨如今要“自力更生,粮食自给”, 原先的果园全部改种水田。父亲在屋前屋后种的十几棵快要结果 的荔枝树也收归生产队(后留下两棵)。连家里从国外带回来的自行车、缝纫机都被作为“生产资料”,归生产队的食堂和缝纫组使用(1962 年落实政策时退回家里)。父亲因年老体弱,初被生产队安排当牛倌,跟保叔一起放牧几头水牛;生产队大办食堂时,又被派去食堂当采购员,由于父亲为人诚实厚道,办事认真, 工作勤恳,深获社员的信赖和敬重。
这次回家只见父亲身体大不如前,话语也不多。谈起当今社会, 他满腹狐疑,怨言颇多,对公社化和大跃进的一些做法极其不满, 流露出要离开农村的想法。但谈何容易,华侨农场归侨的居民户口已全部改为农村户口,回城之路已断。父亲对我说,当年回国的积蓄已用尽,以后的生活要全靠你们的接济。鸦有反哺之义, 羊有跪乳之恩。孝敬父母,不仅是子女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报答, 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第三次回家探亲是 1962 年春节,已见父亲身体非常虚弱,人也显得苍老。由于三年困难时期,生活艰辛劳苦,物资匮乏,粮食不足,吃“瓜菜代”、“双蒸饭”,营养不良,父亲得了水肿病和和心脑血管等疾病。这次回家,父亲向我讲述三年困难时期的磨难,但对比起印尼权威集团统治下的华人遭受到的灾难,他认为当年回国定居之举还是正确的,在国内吃点苦总比在印尼遭人欺凌、 迫害、残杀,要幸运的多。此时,大妹桂珍已在北京农业机械大学毕业并留校当助教;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的五弟勇聪也即将毕业;几个小弟妹,分别在市内的师范学校、中学和郊区的中、小学读书。他寄希望于儿女的未来,对以后的生活还是有信心的。离别时,父亲表达了他最大的愿望,希望在农村读书的小弟妹, 能继续升读高中、大学,将来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益之人,这也是他们
唯一的出路。他和母亲在农村即使挨一辈子苦也无悔无怨! 父亲对子女殷殷期盼之情,令我感受到天下父母心的纯真、圣洁 和伟大!
       此后,父亲身体越来越差,经常到广州看病。但他每次来信 都极少谈他自己的病情,以免在外地的儿女牵挂担忧。1964 年 5 月中旬,我接到大哥的一封快信,说父亲因风寒感冒并发浮肿和 心脑血管病,现在广州工人医院住院医治。但他老人家对自己的病还是有信心的,嘱咐我们不必远道来广州探望。不料,一个星期后突然接到大哥的电报:“父亲于 5 月 24 日因脑溢血抢救无效 逝世,享年五十九岁”。噩耗传来,悲伤至极,我远在黑龙江边陲, 无法赶赴广州奔丧。
       父亲一生坎坷,为了养育我们艰苦劳累,含辛茹苦,历经磨难, 不屈不挠,在苦海逆境中挣扎奋斗了大半辈子;回国定居后又遭遇困难艰辛的生活,未曾受过子女涓滴之报,便永远地离开我们。 子欲养而亲不在,奈何!(写于 2014 年 3 月 13 日广州,《羊晚赤道人---黄新聪文集》)

      1956年6月举家回国定居时摄于广州(我因在黑龙江工作,未及回家,照片缺我,前左1为随父亲回国的表弟杨俊协)

      哈山介绍:羊晚赤道人---黄新聪,资深的老报人。是他鼓励我独立办起侨友网。在2010年6月11日,他的第一篇稿---谈食忆趣:印尼人的粽子,投向刚刚诞生的侨友网。他年事已年高,至今仍然默默耕耘,自己用电脑打字写稿,虽然写稿数量减少,但是仍然是生命顽强挑战者,是值得我们后辈学习和钦佩。祝黄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Posted @ 2018/10/22 9:41:00  阅读( 578)  评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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